婚姻永远无法让我们自由

婚姻就是一场失败，只有蠢到家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¹

——埃玛·戈尔德曼 (Emma Goldman)

近年来，许多进步人士一直在为婚姻欢呼——当各个州通过法律承认同性婚姻时，当法院做出裁决确认了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时，当政客们发言支持同性婚姻时。与此同时，许多酷儿活动家和学者对同性婚姻倡导运动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批判。婚姻的拥护者有时会承认这些批判，并以类似这样的话来回应：虽然婚姻并不适合所有人，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我们仍然需要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性婚姻倡导是进步的事业吗？倡导同性婚姻，与左翼关于种族和经济正义、去殖民化以及女性主义解放的政治蓝图，是一致的吗？

不是。同婚倡导运动完成了一项令人惊叹的“壮举”——它使得“反对恐同”与“支持婚姻”变成了同义词。国家通过婚姻对家庭与性别进行管控，这一过程充斥着种族化、殖民主义与父权制的运作。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此进行了持续的批判性思考与行动上的反抗，但同婚倡导运动却将这些抗争的声音彻底淹没了。我们首先要探讨的，正是这种对婚姻的认识。

一、什么是婚姻？

民事婚姻²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政府用它来规范性/性存在（sexuality）和家庭的组建过程，具体做法是为其确定一种受优待的形式（favored form），并对这种形式给予奖励（例如在美国，婚姻附带超过一千项福利）。在婚姻受到奖励的同时，其他组织家庭、建立关系和性行为的方式却无法获得这些福利，并遭到污名化、甚至被定为犯罪。简而言之，人们因是否结婚而受到惩罚或奖励。认为同性婚姻倡导是在争取“结婚自由”或“平等”的观念是荒谬的，因为合法婚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制性的管制形式——能否获得婚姻地位，直接关系到能否获取医疗保健和合法移民途径等至关重要的生活资源。这样一个体系根本毫无自由或平等可言。

盖尔·罗宾（Gayle Rubin）在其 1984 年的著名文章《思考性》（Thinking Sex）中，描述了对性的实践进行等级划分的体制是如何变迁的，这种变迁本身就是维持其控制、使之正常运作的一部分。罗宾描述了性存在是如何被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们认为正常和自然的实践——她称之为“受宠圈”（charmed circle），另一种是坏的、不正常的实践——即“外围界限”（outer limits）。

某些实践确实可以、也正在从外围界限跨越到受宠圈。未婚同居，或者同性恋，仅限单偶且已婚的同性恋，可以从高度受污名化的状态转变为人们可以接受的状态。然而，这些转变并没有消除对性行为的等级划分；换言之，这些转变从一开始就没有在挑战受宠圈和外围界限的存在。当某种实践跨越了界限，变得可被接受了，这也并不意味着真正实现了自由和平等。相反，这种转变强化了“什么是好的、健康的、正常的”与“什么仍然是坏的、不健康的、受污名化的和被视为犯罪的”之间的界限。这条界限的移动只是为了多容纳一些突然被社会认可的人，校正这个系统，并使其继续维持下去。合法的婚姻制度——连同其附带的刑事惩罚系统，以及针对猥亵行为、招揽性交易、有伤风化等行为的法律——强制划定了哪些性实践和行为可以接受并得到奖励，哪些则应遭人鄙视甚至得到惩罚。

关于婚姻的社会神话，在同性婚姻的倡导活动中被不断复制。这些神话告诉我们，婚姻讲究的是爱，是老幼妇孺皆有所养，是彼此共享美好人生——甚至还说婚姻是个人之幸福人生和文明之健康发展的基石。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对此提出异议，并指出婚姻是一个用暴力来强制执行性的规范和家庭规范的系统。从这些社会运动中，我们理解的婚姻，是一项用于社会控制、剥削和剥夺（exploitation and dispossession）的技术，只是被包裹在性别歧视和异性恋父权制浪漫神话的丝带之中。

婚姻是反对黑人之种族主义的工具

自美国建国以来，对组建家庭这件事进行规制，一直是反黑人种族主义和暴力的关键一环。否定奴隶的家庭纽带，对奴隶制至关重要——这确保了奴隶的孩子生来仍旧是奴隶，并维持了黑人作为财产而非人的地位。废除奴隶制后，政府急忙设法控制黑人，胁迫新获自由的黑人结婚，并以通奸为由将他们定罪，以此作为将他们重新抓回囚犯租赁制度³的途径之一。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⁴之后（该案件挑战了正式的、法律上的种族隔离），有关非婚生子女的法律成为将黑人儿童排除在学校课程和社会服务之外的常用手段。已婚家庭及其子女更为优越的观念，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反黑人种族主义的关键工具。

根据结婚率，黑人家庭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政策中一直被描绘成病态的、带有犯罪倾向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莫伊尼汉报告》⁵。反穷人和反黑人的话语及政策制定，将贫困归咎于黑人人口中婚姻的缺失。克林顿在 1996 年废除福利项目⁶时，就是使用这样一种明确的言论来辩护其正当性：贫困是由非婚生育造成的。这一改革措施对黑人家庭造成了格外严重、比例失衡的伤害。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在其执政期间，使用了“健康婚姻促进”的倡议来鼓励低收入女性结婚，有时甚至直接给予现金奖励。⁷运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婚姻家庭规范来妖魔化、管理和控制黑人，以此为残酷的干预和“善意的忽视”⁸辩护，这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依然是常规操作。

婚姻是殖民主义的工具。

殖民化通常将入侵粉饰为拯救，称自己把被殖民的人口从他们落后的性别和家庭制度中拯救了出来。从我们撰写这篇文章的土地（华盛顿特区和华盛顿州），直到阿富汗，都能看到这种现象。强迫原住民遵守欧洲的性别、性与家庭结构规范，并惩罚那些不遵守的人，一直是美国在北美进行定居者殖民主义⁹的关键工具。婚姻，从很多方面说来，一直都是用以窃取土地和进行种族清洗（旨在让原住民消失）的重要工具。美国鼓励向西拓荒，承诺只要男性定居者向西迁移就给他们 160 英亩土地，如果他们结婚并带上妻子，则再额外给 160 英亩。与此同时，美国将传统原住民的群居生活方式定为犯罪，焚烧原住民群居的长屋，废除共有土地制度，并强制实行男性个人所有制。对性别和家庭系统的管理，过去是、现在也是占地定居、取而代之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作为“文明使命”的一部分，在寄宿学校里强制推行性别规范，以及通过各种项目（至今依然存在）将儿童从原住民社区中带走，这些都是美国种族清洗和殖民定居的关键工具。

婚姻是仇外心理和移民执法的工具。

从一开始，美国的移民法就建立了一套机制来管控那些被允许入境的移民，使之始终处于被驱逐出境的威胁之下，同时给其他移民贴上“不受欢迎”的标签，既让他们更容易被老板剥削，也更容易把他们清除出去。将穷人、带有受污名化之健康问题的人和有色人种拒之门外，一直是国家层面的迫切需求和优先事项。婚姻，则一直是这种控制的一个关键阀门。例如，1875 年的《佩吉法案》¹⁰试图将亚洲女性拒之门外，它希望阻止美国境内的亚洲劳工繁衍后代，但却允许亚洲商人的妻子移民。婚姻在今天仍然是美国一项极其不公正的移民控制工具，基于婚姻的家庭关系仍是少数几条移民路径之一。这个系统有一大影响，即它让人困在充满暴力与伤害的性关系和家庭关系中无力逃脱，因为其移民身份仰仗于这些关系。

婚姻是性别化社会控制的工具。

女性主义者早就认识到，婚姻是社会控制和劳动力剥削的工具。正因如此，女性主义者一直致力于拆除围绕在浪漫、婚姻、育儿和照护周围的神秘色彩，揭露它们的真实面目：一种文化的幻想，它不但能胁迫女性从事无偿劳动，还会助长性暴力。她们还努力变革法律，使人们更容易脱离婚姻，并将婚姻状况与人们必需的生存条件（如移民身份和医疗保健）脱钩，因为这些挂钩会将妇女和儿童困在暴力的家庭关系中。

婚姻旨在保护私有财产并固化分配不公。

婚姻的要旨历来都是：谁是谁的财产（妇女、奴隶、儿童），以及谁能获得什么财产。继承权、员工福利、保险索赔、税收、不当的死亡赔偿请求——所有与婚姻相关的福利，都是为了将财富留在富人手中的福利。没有财产的人，更不太可能去结婚，也较少有什么东西需要利用婚姻法来保护。争取经济正义的运动，是为了废除那些让人们一直贫困的财产制度——而不是对其进行修补，去让拥有财富的人更有效地利用这些制度来保护其财富。

今天的同性婚姻倡导者在法庭和媒体上辩称，婚姻是我们社会的基石，孩子们不但需要、而且也值得拥有一对身处婚姻中的家长，婚姻是人们能拥有的最重要的关系。这些论调，与数百年来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一直在表达的观点完全背道而驰。这些运动争取废除国家婚姻制度，正是因为该制度在不平等地分配人生机会、控制边缘群体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对同婚倡导的批判在当下常常遇到的回应

你不想结婚可以不结。

同性婚姻已经被人们套入了“选择权”的范式：只要我们想结就可以结；那些不想结的人就该退到一边，让我们好好筹备婚礼。但当人们做选择时，面前本来就没有很多选项，而且那些选项都是被法律和文化体系预先规定好的。强制性的体制会把奖励和惩罚分配给不同的人——婚姻制度就惩罚那些不参与其中的人。若说婚姻是个人选择，那就掩盖了这一事实。婚姻制度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政府选择出某些关系、家庭结构和性行为，将其定为“黄金标准”并予以奖励，而将其他类型的关系给污名化和（或）定为犯罪。许多人不仅现在不结婚，将来也永远不会进入带有婚姻性质的关系中。婚姻制度仅仅只需要存在着，就可以伤害所有未能通过该制度被认可接纳之人。而支持者反驳说“应该允许想结婚的人去结婚”的时候，就等于是在抹除这些伤害行为，或者将其合理化了。当我们仅仅把婚姻看作是个人可以选择做或不做的事情时，我们就放弃了任何进行有意义的抵抗或者改变的可能性。个体化的、审美意义上的“挑战”成为了唯一能想象到的政治行动，例如：请婚礼来宾不要送礼，改成向慈善机构捐款，或者让女性担任“伴郎”等。这些类型的挑战，对于废除作为奖惩系统的婚姻制度而言，并无贡献。归根结底，婚姻是关于控制的，而不是关于个人可以从预制的菜单里自由地做出选择。

但是婚姻的重点是爱，而爱是革命性的！

如前所述，婚姻的重点是控制人和财产，使白人、富人和定居者获益。这种控制，发生在消费者驱动的爱情神话的掩护之下。美国流行文化中充斥着一套关于性和浪漫的神话，而女性主义者早就已经在分析和拆解这套神话了。这套神话告诉我们，人们，尤其是女性，如果不结婚，人生将变得空虚和无用。它鼓励女性对结婚机会感到匮乏和焦虑——她们最好赶紧找到对的人并说服他娶了自己，否则将面临空虚的人生。在这个等式中，女性只有顺应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身体规范，才具有价值，而男性也会被物化，根据财富的多少，被人论“资”排辈。这些神话驱动着减肥产业、大量的娱乐产业，当然还有庞大的婚庆产业（在美国每年产值 400 亿美元）。而婚庆产业的基础，是人们的惶恐：人们努力确保自己在被密集地记录的那一天（婚礼那天——译注）尽可能地显得富有、苗条并符合规范，生怕出了半点差错。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爱情、浪漫和婚姻的领域，女性被训练出的那些匮乏感和不安全感，也是某种形式的强制，它将女性推入具有剥削性和虐待性的性关系和家庭角色之中。那些宣称婚姻和育儿对女性拥有充实人生至关重要的媒体声音，实际上是保守主义的持续反扑，与旨在将女性从暴力和无偿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女性主义事业针锋相对。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没办法通过包括浪漫关系的各种方式来感受爱的体验。但婚姻制度的重点从来都不是政府想要认可并支持人们的爱——重点是控制人和资源。同婚倡导运动助长了关于“婚姻的重点是爱”和“婚姻是组建家庭之最好方式”的保守派神话。

但如果我想通过婚姻表达我的爱呢？我不需要你教我怎么当酷儿！

批判同婚倡导时，经常收到的一种回应就是防御心态，来自那些已经或者将要结婚的人。这些人经常主张自己感觉这些批评在评判他们。这种回应，将原本针对体制的、系统性的批判，降级为针对个人的、个体被评判时的不适感。这种话不论出自哪位左翼人士之口，都太令人失望了！难道我们还没有学会认识到，我们也是这个压迫体系的一份子，甚至从中获益吗？难道我们对于一个自己也牵涉其中的制度受到批判时，还不知道该如何倾听吗？难道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不该为了驱散自己的不适而让批判噤声，也不该仅仅因为承认自身特权很困难，就假装自己被批判伤害了吗？好吧，在这方面，我们的表现确实还称不上优秀，但是，让我们一起努力改进吧。已婚或者想要结婚的人，如果仅仅因为有人在批评婚姻制度，就把自己描绘受害者，说这些批评是在评判他们个人，这也太荒谬了，因为整个社会都已围绕着支持他们结婚而组织起来了。

对婚姻的批评，并不只是个体意义上的反同化主义者（anti-assimilationists）在评判他人的同化行为。对婚姻的批判，重点不是将一种酷儿文化凌驾于其他的酷儿文化之上。这种批判的重点是物质分配。人们当然可以想举办什么派对就办什么派对，想怎么约会就怎么约会。关键在于，他们不应该因为这样做而获得移民身份或医疗保健作为奖励。当对婚姻的批判被简化成仅仅关于“同化”时，就遗漏了所有的种族和经济正义、以及去殖民化的分析，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简化论（reductionist）的版本是最流行的。别误会，反对同化的论点是一个重要的集结口号：我们不想结婚，我们只想性交。酷儿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确实很重要，因为对于特定时间地点的特定人群来说，它一直是一个关键的工具，可以让人们活下去、并且生产出主流之外的各种可能性，但对婚姻的批判不应被浓缩为一种审美化的、激进的酷儿反文化。反对同化的论点，单独成立的话，会有将“选择模型”实体化的风险——说得好像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加入或退出这些体制一样。但事实上，我们都置身于异性恋父权制、殖民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中无法抽离。问题变成了：我们如何一边在这些制度中生存下去，一边着手拆除这些体制。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能各取所需的世界，而不需要人们在性、性别和家庭等领域去顺应某种规范来并作为前提条件。若是把婚姻批评者斥为喜欢对人指手画脚的酷儿（judgey queers），那就危险地扼杀了关于运动策略的重要对话。

但它能让人们获得医疗保健和移民身份。

为什么非要结婚才能获得医疗保健（healthcare）或者移民身份？同性婚姻倡导被宣传为一种让人们获取至关重要的生活资源的方法，但大多数无证酷儿并没有一个拥有公民身份的伴侣，大多数无保险或者失业中的酷儿也没有一个拥有提供医疗福利之工作的伴侣。人们倾向于在自己的阶级阶层内寻找伴侣，因此我们无法通过伴侣关系来摆脱移民和医保的危机。我们的运动也绝不能认可这种强制。同婚倡导运动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真正策略。它充其量只能帮助少数最享有特权的人获得这些必需品，而那些处境最糟的人却看不到任何改变。

重要的问题	官方的同性恋者解决方案	其他酷儿政治路径
酷儿和跨性别者、穷人、有色人种和移民极度缺乏获取优质医疗保健的途径	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允许那些从事带医疗福利之工作的人，将其福利分享给同性伴侣	开展医疗补助/医疗保险（Medicaid/Medicare）行动主义；争取全民医疗保健；争取跨性别者的医疗福利；抗议国家羁押系统中可能致人死亡的医疗忽视行为
不公正且具有惩罚性的移民系统	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允许同性跨国伴侣为非美国公民配偶申请合法居留权	反对利用移民政策把有色人种当作犯罪对象、剥削工人并维持美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极度不公的财富差距；支持当前已被拘留的人；在各种地方性或者全国性的运动中去反对“安全社区”¹¹及其他加剧种族定性、增加驱逐出境的联邦计划
酷儿家庭容易受到法律干预，面临被国家和（或）非酷儿人员强行拆散的风险	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为拥有两名同性父母的家庭提供合法化途径；通过法律禁止基于性取向的收养歧视	与其他受制于家庭法和儿童福利系统的群体（贫困家庭、被监禁的家长、原住民家庭、有色人种家庭、残障人士）联合起来，争取社群和家庭的自决权，捍卫人们将孩子留在自己家庭和社群的权利
不承认异性婚姻之外之家庭联系的各种体制，如医院探视权和遗产继承等	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使同性伴侣在法律眼中获得正式认可	改变医院探视等政策，使其承认多种家庭结构，而不仅仅是异性和同性伴侣；废除继承权，要求对财富进行激进的重新分配并终结贫困

如果一个运动优先考虑那些获取资源的渠道最多的人，那是不道德的。我们应该优先考虑那些脆弱的、容易被最恶劣的恐同和恐跨的言行给伤害到的人。这意味着要将资源投入到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上——投入到反对移民执法和争取全民医保的斗争中——并将对恐同和跨性别恐惧的独到见解带入这些斗争中。当前很多体制依然在残暴地伤害着人们，但同性婚姻合法化却给它们盖上了“平等”的印章，仅仅因为少数拥有更多特权的人能从这种改变中捞到一些什么。

改变这些系统的真正途径包括：质问为什么婚姻状况与移民和获取医疗保健挂钩？酷儿和跨性别者如何受到移民关押和驱逐出境的影响？恐同和恐跨如何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并阻碍了医疗保健的获取？目前，一些大规模的斗争正在进行，以阻止扩大移民执法、结束边境军事化、拘留和驱逐出境，并阻止通过医疗保健牟取暴利的人吸干我们所有人的血。不幸的是，最庞大、最富有的同性恋组织并没有将这些斗争放在核心位置——尽管它们才是解决酷儿和跨性别者移民及医疗问题的真正途径——因为他们把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倾注在了婚姻上（剩下的则投入到争取服兵役权和扩大刑事惩罚上）。与此同时，左翼的异性恋者已经被说服到相信，认为自己必须支持同性婚姻，否则就会被扣上恐同的帽子，因为他们听到的是同性婚姻可以解决酷儿群体面临的各种重要问题。

但是酷儿会改变婚姻。

当人们这么说时，通常指的是，如果两女或两男可以结婚成为配偶，这将改变“丈夫”和“妻子”的传统性别角色。问题是，我们早就知道这种改变是多么可悲地微不足道。我们知道，酷儿关系中的家庭暴力发生率（大约 30%）与异性恋关系中的发生率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将女性、酷儿或有色人种加入那些传统上排除这些人群的职能中，例如警察或者军队，并不能改变这些角色或者依赖它们的制度。认为将同性伴侣纳入婚姻就能“改变婚姻”的论点，底子上还是在盼着一种文化的转向。这种期盼不仅无法处理婚姻中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极具破坏性、种族主义和殖民色彩的结构，而且还忽略了一点：同性婚姻倡导运动已经产生了一种更强大的文化转向，它击退了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对婚姻的批判，并用一层浪漫的神秘面纱重新抬高了婚姻的价值。

此外，这种支持同婚倡导的论点，将婚姻仅仅置于文化的领域之中。当然，文化和经济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改变关于性别和性存在的文化规范也并非无关紧要。文化规范的转变往往伴随着经济回报和机会，但只会流向那些改变了自己身份地位的人。虽然同性婚姻合法化可能会在某些象征性层面上改变“婚姻的意义”，但它绝无办法去撤销这一制度在分配奖励和惩罚时所产生的任何破坏。它只是把其中一些奖励分给了更多一点的人——那些有财产可以共享、有医疗福利可以共享、和（或）有移民身份可以共享的同性伴侣，可能会得到一些东西，但数量不断增长的贫困、失业、无证件和（或）没有保险的酷儿和跨性别者，将看不到任何改变。进一步地，同婚倡导通过将婚姻粉饰成包容和正义的象征，让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所遭受的惩罚显得合理化——你孤独终老、没有医疗保险，只能是你自己的错了！！

还有些人认为，同性婚姻倡导改善了公众对男女同性恋的看法，帮助更多人将男女同性恋视为家庭成员、父母、普通情侣，而不是透过过度性化或病理化的刻板印象来看待他们。同婚倡导近来确实赢得了有限的接纳，但其问题在于：这种接受的前提，是将酷儿描绘成符合社会规范之伴侣关系的一员，这反而加固了对所有不合规范者的污名化。酷儿政治本应致力于拆除性与性别的等级制度；而同性婚姻的努力却是为了让那些能够顺应规范的人挤进“受宠圈”。这种伴侣权利框架不仅没有挑战现状，反而暗中契合了当下不断扩张的、将酷儿和跨性别者纳入刑事治理的趋势。这种刑事治理的扩张，借由性犯罪者登记名册、性贩运法规和其他新近出现的刑事惩罚工具不断推进。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减少性和性别领域的、系统化的胁迫与暴力所造成的伤害，那么发明一种不准确的新刻板印象——把酷儿描绘成只是一群被驯化的、循规蹈矩的伴侣——是一个极其糟糕的策略。

但你想要的根本赢不了——我们需要一步一步来，而这就是走向平等的一小步。

这个论点保守到让人心碎。它等同于在说：面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建立在种族主义式刑事治理和监禁基础上的文化，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断地被人告知，不要去想象替代方案，只能去修补那些丑陋的系统，这样可以多挤几个人进去。同性婚姻合法化不是什么渐进的步骤，它并不是朝着酷儿与跨性别者真正所需迈进的一步，并不能减少我们面对的伤害和暴力。在同婚倡导的话语里，这些伤害已经公开地、正式地被宣告解决，而在现实中，这些伤害却在不断恶化。人们被进一步地割裂为“配得上”和“配不上”两个类别，而婚姻制度及其神秘面纱却以“反恐同”的名义得到了洗白和重建。

同性婚姻倡导运动赞颂婚姻、提倡婚姻，抛弃所有被婚姻制度惩罚的人，并且还在对我们发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当然不该挡你们办婚礼的路，但也绝不能指望从你们那里得到任何团结。

三、反对融入

同性婚姻倡导运动是有害的，正如其他那些寻求融入暴力国家机器的政治策略一样，例如争取男女同性恋的参军权等。像这样的融入策略，实际上是在美化它们试图融入的事物。同性婚姻倡导与右翼的家庭价值观说辞及政策站到了统一战线，抵消了让我们长期以来的努力，把我们争取逐步废除婚姻制度、并将获取核心必需品与婚姻状况脱钩的运动付诸东流。同婚倡导与支持婚姻的保守派观念沆瀣一气，它们关于浪漫、儿童、家庭和照料的观念，支撑了对社会福利计划的攻击，并最严重地伤害了低收入的、有色人种的母亲们。它将婚姻从左翼的批判中拯救出来，让左翼中的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都忘记了，我们的运动曾教导我们的，关于国家如何通过婚姻管制家庭和性别的那些事。

融入论的论点还要求其倡导者，通过制造诸如“我们值得被接纳”这样的叙事，来分裂他们的支持者群体。这意味着制造出一个男女同性恋伴侣都很符合规范的世界：这些伴侣都是单偶制的、属于上层阶级的、依法纳税的、恭顺服从的消费者。这些故事重点关注的，必须是那些如果无法结婚就会损失惨重的人——那些欧洲白人移民，即美国“应该想要”的人；那些想要通过举办昂贵婚礼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伴侣们；那些死后有财富需要传承的人。把酷儿生活和酷儿人群的形象描绘成，符合美国种族、阶级和道德规范、因而“配得上权利”的伴侣，这种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对所有被“受宠圈”排斥在外之人的无情妖魔化——特别是那些因为贫穷、参与性产业或者无家可归而被当作犯罪对象的酷儿和跨性别者，以及所有无法从合法婚姻中获得回报的人。

我们一直被告知同性婚姻是一场草根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制造出这个庞大的同婚倡导机器，并且大肆挤压美国正在发生的、所有的其他反恐同恐跨的草根行动，将其从公众视野中排挤出去，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决定。那些资源充足的同性恋权利组织以及资助他们的少数富有的基金会和捐赠者，只是一个很小的世界——他们是同性恋的 1%（the gay 1%）。它的议程是在闭门会议中制定的，而占 99% 的酷儿和跨性别者只能对这些策略做出被动反应，因为ta们的人生和诉求全被大型传媒企业和同性恋精英提前框定了。有的人就这么认了，有的人还能顶几句嘴，但归根结底，我们没有发言权。也许，如果说同性婚姻倡导的故事还有什么用的话，那就是它很好地说明了慈善事业塑造一场社会运动的力量。我们见证了有些人说的发端于石墙酒吧¹²和康普顿餐厅¹³反抗警察暴力的街头叛乱，如何转变成了倡导刑事起诉和与警察合作。我们见证了，一场产生于 1960 至 70 年代，因为反对战争和去殖民化的抵抗行动的激进政治而诞生的运动¹⁴，最终将其重心转向了在美国军队服役的权利。我们还见证了，酷儿、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去殖民化力量关于政府对性的管制与家庭规范的批判被遮蔽、黯淡，最终演变成了依法结婚的诉求。国家暴力的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重新包装成自由和平等的场所，这让人看着感到无比震惊。随着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斗争在未来几年接近尾声，而那些没有财富、移民身份或医疗保健的酷儿和跨性别者的处境依然残酷，我们绝对有必要去支持并扩大那些以种族和经济正义为核心的、从未将婚姻视为答案的酷儿和跨性别行动主义。

迪恩·斯佩德是西雅图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目前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介入传统项目”（Engaging Tradition Project）的研究员。2002 年，他创立了西尔维娅·里维拉法律项目（Sylvia Rivera Law Project），这是一个非营利法律互助团体，为低收入的跨性别、间性和/或性别不循规者，以及其中的有色人种，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并致力于建设植根于种族正义和经济正义的跨性别抵抗运动。他著有《正常生活：行政暴力、批判性跨性别政治与法律的局限》（Normal Life: Administrative Violence, Critical Trans 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Law）。

克雷格·威尔斯是乔治梅森大学文化研究助理教授，并在该校担任“学生反对以色列种族隔离”（Students Against Israeli Apartheid）的教师顾问。他是《超越生命政治：生命与死亡治理论文集》（Beyond Biopolitics: Essays on the Governance of Life and Death）的共同编者。目前，他正在完成一本关于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种族化住房不安全之管理的著作。

本版译文的PDF底本（来自 Dean Spade 个人网站）没有这句话，根据文末注释，这是因为这句语录使用的是健全中心主义的语言（ableist language）。但是网上流传的其他版本均有这句话。 ↩
译注：civil marriage，这里侧重强调由国家承认的民事婚姻/世俗婚姻，而非教会管辖的婚姻关系或者事实婚姻关系等。 ↩
Convict Lease System（囚犯租赁制度）是美国内战（1861-1865）后，特别是在南方各州实施的一种强制性劳役系统。在该制度下，州政府将由于犯罪被判刑的囚犯（绝大多数为非洲裔美国人）出租给私人公司、种植园主或个人使用，以此获取财政收入，而承租方则利用这些劳动力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1954）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判定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度违宪。该案件标志着法律上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成为美国民权运动的关键转折点，随后推动了住房、交通等其他公共场所消除种族隔离的进程。 ↩
《莫伊尼汉报告》（The Moynihan Report），全称为《黑人家庭：国家行动的案例》（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1965年由时任美国劳动部助理部长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撰写。该报告“病态纠缠”的概念，即：单亲家庭比例大幅上升，男性在家庭中角色缺失，女性被迫承担经济和抚养的主要责任，家庭的瓦解又导致了后续的青少年犯罪、学业失败、高失业率和低收入水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许多民权领袖和学者批评称，这份报告将黑人贫困的根源归结为“文化缺陷”或“家庭结构”，而非结构性的种族主义和经济不平等，并且还谴责了受害者。这份报告影响了美国舆论和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也影响了之后福利政策和扶贫政策的制定，使后续政府更倾向于去“改造”黑人家庭，而不是去改革造成他们贫困的社会经济体制。 ↩
指克林顿政府在1996年签署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和解法案》（PRWORA）。该法案彻底废除了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实行的“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计划”（AFDC），代之以带有严格时间限制和工作要求的“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TANF）。这次改革的核心逻辑是“结束我们所知道的福利制度”，强调个人责任，并明确将“建立和维持双亲家庭”作为领取福利的前提目标之一。 ↩
小布什政府时期，通过《削减赤字法案》后，联邦政府每年拨出约 1.5 亿美元专项资金，用于推广婚姻。奥巴马政府时期，相关的婚姻与负责任父职项目仍在延续。 ↩
莫伊尼汉建议政府在种族问题上采取“冷处理”。他认为，经过60年代激烈的民权运动，社会情绪过于紧绷，政府应该减少对种族问题的公开谈论和激进干预，让局势自然“降温”。这种表面上的“善意忽视”实际上为政府不作为提供了借口，并将责任推给了社会和个人（例如：黑人应当为自己的贫穷负责）。 ↩
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指的是美国“鸠占鹊巢”式的殖民主义。传统的殖民主义（例如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主要是“榨取型”的，殖民者剥削当地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然后将财富运回母国。但是美国的殖民者以移入定居并取代原住民为核心。因此，他们需要通过武力或欺诈手段清除原住民，将原住民的生存空间据为己有，并且将欧洲的法律、文化、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强行“安置”在这片土地上。最终，使定居者成为这片土地唯一且合法的主人。 ↩
Page Act，是美国国会于1875年3月3日通过的，第一部限制移民的联邦法律。当时正值美国西部排华情绪高涨，且对亚洲女性充满种族与道德偏见，将其斥为“妓女”。在当时，前往美国的亚洲移民多为男性华工。该法案颁布后，华人女性几乎无法合法入境，这直接导致美国早期的华人社区成为了以单身男性为主的“单身社会”，严重阻碍了华裔家庭的建立和人口的正常繁衍。该法案的通过，成功为随后1882年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铺平了道路。 ↩
“Secure Communities”（安全社区）是美国的一项联邦移民执法数据共享计划。它的核心机制是将地方警察逮捕嫌疑人时采集的指纹，同时提交给联邦调查局（FBI）和国土安全部（DHS），使移民局（ICE）能够自动排查被捕者的移民身份并进行驱逐处理。 ↩
石墙暴动（Stonewall Riots）发生于1969年。当时，警方对同性恋酒吧的突袭和暴力拘捕是当时司空见惯的迫害手段。6月28日凌晨，警方对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石墙酒吧（Stonewall Inn）进行常态化暴力突袭时，跨性别女性、男同性恋者及酷儿青年拒绝妥协，在酒吧外聚集并向警方投掷硬币、瓶子和石块。冲突迅速升级为连续数晚、数千人参与的街头抗争。石墙暴动被公认为美国乃至全球同性恋维权运动的分水岭。它标志着性少数群体由地下隐匿走向公开政治抗争，并直接催生了如今风靡全球的“同志骄傲月”游行。 ↩
康普顿餐厅暴动（Gene Compton’s Cafeteria Riot）发生于1966年8月，具体日期不明。该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由跨性别女性和酷儿群体发起的反抗警察暴力事件。起因是旧金山警方在餐厅进行歧视性突袭逮捕时，一名跨性别女性向警察泼洒热咖啡引发群体激愤，后来演化成一场暴动。这场街头抗争推动了跨性别社群的早期觉醒与组织化，也促使旧金山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对LGBTQ+群体的态度，并推动了当地社会服务和权利倡导组织的发展。 ↩
这里指的是同性恋解放运动（Gay Liberation Movement），尤其是以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 简称 GLF）等组织为代表的激进左翼酷儿和跨性别抵抗运动。“同性恋解放阵线（GLF）”的名字本身就是直接借用并致敬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当时的同性恋激进分子深受新左翼运动影响，明确反对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认为美国军队是实施帝国主义暴力的机器。 ↩

一、 什么是婚姻？